光伏上演“围城”记 下半年将难别寒冬

[41]新闻媒体有正当进行舆论监督和新闻批评的权利。

为解决社会风险，保障社会主体在遭受社会风险得到快捷、充分之救济应运而生的社会保险制度，虽然与商业保险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更多体现的是在保险目的、性质、保险对象、营利性、保障水平等方面的根本差异。[9] [德]乌尔里希·马格努斯主编：《社会保障法对侵权法的影响》，李威娜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67页。

我国没有财团法人的法人类型，新颁布的《民法总则》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各类基金会可以登记为非营利法人。当然，追偿的范围以工伤保险基金已支付、第三人侵权应当承担的赔偿范围为限。可见，以《保险法》第46条为基础的追偿权适用范围的质疑，其法理根基已经被动摇，难以令人信服。但另一方面，当追偿权制度不发达或不健全时也会导致社保经办机构慎用或少用先行支付，从而导致实践中先行支付不能有效地发挥制度的功能，违背了立法的初衷。如果共债人是共同继承人，则可提起遗产分割之诉。

另外，根据同一个伤害不应获重复赔偿原则，当第三人已经给予赔偿，不应就已赔偿的项目再要求工伤保险待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应当独立于行政主体，不能作为行政单位的附属，应当有独立的财产，独立的职责范围，独立地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在内部建立起专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在外部由独立的第三方对其进行监督。然而，事情不能一概而论。

[31]这一机制在欧盟一些成员国已经运用于刑事和治安记录。我国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及国家标准中提出的原则与OECD指南基本相同。问题是，百度是否应该去除涉案关键词组合？ 如果任甲玉早已离开陶氏，甚至离开了先前行业，改为从事其他事业，那么，并非不可以考虑对此类关键词组合加以移除。[45]参见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21条关于年度报告的规定。

2013年2月1日起实施的《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化管委会联合发布)在主要内容上与《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基本一致，亦规定了个人信息主体的删除权，如5.2.3。[23]上述诉求落实到立法层面，就是赋予数据主体以反悔权，有权要求对先前自愿公开的信息予以删除。

一旦排名靠前的股东出售股票，使他跃升为公司第十大股东，他的相关信息就变成了应当公开的信息。[36]不但如此，判决暗示，数据主体的删除权(被遗忘权)只及于基于姓名检索获得的搜索结果，不涵盖所有搜索结果，通过其他的搜索关键词或者直接输入原始网址，网络用户仍然可以访问涉诉报道。[3]任甲玉诉百度公司名誉权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初字第17417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终字第09558号。《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12条数据主体获取数据权之(b)规定，成员国应当确保，对不符合指令规定的数据处理，尤其是数据出现不准确或者不完整时，每个数据主体都有权要求从数据控制人[7]处得到适当的修改、删除或者屏蔽(rectification, erasure or blocking)，同样明确了个人的数据删除权。

[59] 2017年1月，日本最高法院亦就一个被遗忘权案件作出终审判决，推翻了下级法院关于原告享有删除旧报道链接之权利的判决。2017年12月29日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国家标准(GB/T 35273—2017)第7.6规定了类似的删除权，该标准将自2018年5月1日起实施。《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将通知的对象扩大到因为个人信息公开(例如社交网络的情形)而获得这些数据的所有第三人，这恰恰给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打上了问号：[32]个人信息一旦公开于互联网，想要查明哪些人对其加以收集和处理，就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9]换言之，不是网站对公开在个人主页上的信息加以删除，而是用户本人应当享有主动删除的可能性，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障个人信息的自我决定。

[39]原始网页没有错误或者违法侵权内容，姓名搜索链接应当删除与否，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新问题。在此情况下，公众知情权压倒了原告的被遗忘权。

[64] 问题是，即便按照欧盟法院的说法此中存在着画像行为，实施者也不是搜索服务商，而是网络用户，搜索服务只是为用户画像提供了便利。如果发布信息的是未成年人，则其反悔的利益更为突出。

将不再具有实时性的报道放置于互联网，供有兴趣的用户查阅，也是媒体履行其公共责任的表现，[57]如此才能够保障公众更加充分的知情和参与民主社会的意见形成。[70]不能借助画像权不当地扩大个人信息保护范围，使得某些本应属于公共领域的信息被强行划入私人领域。此外，若要真正实现雷丁女士有关被遗忘的设想，不但需要规定数据主体的删除请求权，还应规定数据控制人不以删除通知为条件的删除义务，例如约定的存储期限届满时的删除义务。对自愿进入公众视野，借助媒体宣传在公众中获取知名度以影响社会意见的形成、社会成员的言行并以此获利的社会主体，一般社会公众对其来历、背景、幕后情况享有知情权，新闻媒体进行揭露式报道符合公众利益需要，由此形成了新闻媒体的批评监督责任。一方面，公众浏览的仍然是从前的报道，另一方面，不像在纸质媒体时代，人们须有特别的兴趣，专门抽出时间到图书馆、档案馆等专门场所才能接触以前的报道，旧报道上网使访问成本大大降低，从而使得旧闻随手可得。2015年1月，美国加州第568号法案正式生效，该法案要求Facebook、 Twitter等社交网站巨头允许加州境内未成年人删除自己的上网痕迹，称为橡皮擦法案。

信息自由 【摘要】 以同意权开始，以删除权(被遗忘权)收尾的一整套个人数据权利建立在个人信息自治的理念之上，体现了更高水平的个体权利保护，是对新媒介技术及其催生的互联网社会的法律应对。第二个问题涉及针对互联网搜索服务商的删除权。

于当事人双方是平等民事主体场合，未经一方的同意收集和处理对方的信息，妨碍了个人信息自决的实现。[38]冈萨雷斯本人要求移除链接的理由同样如此。

要求搜索引擎承担过重的义务，就过分忽视了不断创新的信息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福祉。第一部分内容是扩张了的删除权，它既包含《指令》第12条(b)针对不准确、不完整个人数据的删除权，又新增了数据主体撤回同意下的删除权。

但这个时候的法律依据并非所谓画像权，与姓名搜索链接的合法性无关，而且源网址中的相关信息也应当删除。这些细节有助于公众理解当事人的行为和动机。三是停止某些形式的传播，但可以有其他形式的传播(例如同意本人的影像出现在电视上，但拒绝永久置于互联网)。因互联网的出现，出现了新的旧事重提，即媒体将以往的报道放在其网站上，公众可以随时浏览。

[35]另一方面，媒体网页上的信息属于为新闻报道的目的，可受《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9条表达自由例外保护而不必移除。一是对数据加以匿名化。

在犯罪人即将释放之时或久已开始新的生活后，进行持续、重复、面向广泛受众群的旧事重提，则意味着对犯罪人进行新的社会惩罚，对其再社会化将构成威胁，[47]原则上不具有正当性。2000年《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则是第一个将个人信息自治权纳入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国际协定。

(4)数据处理因其他原因而与本条例相抵触。还要考虑到，公众人物和普通人之间本来就存在角色互换的可能。

比之司法解释更为周延的规定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1条、第2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9条。See among others ECtHR, Rotaru v. Romania, 4 May 2000, appl.no 28341/95，§43; Amann v. Switzerland, 16 February 2000.明确承认个人自治的自我决定属于公约第8条尊重私人生活的权利的判决，参见ECtHR, Evans v. United-Kingdom, 7 March 2006, req.n°6339/05(confirmed by the judgment of Grand Chamber on 10 April 2007); Tysiac v. Poland, 20 March 2007, req.n°5410/03; Daroczy v. Hongary, 1 July 2008, req.n°44378/05。根据该规定，公共广播电视组织的任务包括提供时间上没有限制的时事和文化内容档案。[5]Volksz?hlung-BVerfGE 65，1. [6]《隐私保护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指南》(Guidelines o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Transborder Flows of Personal Data)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第一个重要的国际范本，对各国立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新闻上，放在网站首页或主要页面，当旧闻仅仅存在于互联网的某个角落，意味着其引发关注的可能性不大。社交网络个人主页本为自我展示而建立，如果用户不打算继续展示，那么取消展示自然是他的权利，网站应为此提供便利。

[1]Google Spain SL and Google Inc.v. Agencia Espa?ola de Protección de Datos (AEPD) and Mario Costeja González, C -131/12，13 May 2014. [2]又称个人数据，英美倾向于使用personal information，欧陆倾向于使用personal data，本文在同等含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以刑事犯罪为例，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罪行对法律秩序和个体法益的侵害，公众对受害人的同情，对此类犯罪再次发生的恐惧以及防范的努力，原则上构成公开犯罪及犯罪人细节的理由。

考虑到此类审查要付出的人力和时间花费，相当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后果：媒体要么完全不公开档案或者在初次播送时就去掉日后会让在线档案变得违法的内容，这首先是犯罪人的姓名。为此，需要考虑数据主体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公开数据对数据主体产生的影响程度。